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深水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2026年，被业界视为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元年”。这一年，随着财政部联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以及三大证券交易所相关指引的落地，企业价值链的温室气体排放，即范围3的披露，正式从过去的“鼓励探索”迈向了“规范化运作”的新阶段。这不仅是对企业透明度的考验，更是一场关于数字化碳管理能力的深度重塑。

　　2025年底至2026年初，一系列重磅政策的密集出台，为中国企业的气候信息披露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范围3排放的披露要求。与直接控制的范围1和间接能源消耗的范围2不同，范围3涵盖了企业价值链中产生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如外购商品与服务、上下游运输、产品使用及废弃等。新规明确提出，企业应分类披露范围1、2、3的绝对排放总量，并在计量时优先采用基于直接计量或价值链特定活动的一手数据。

　　尽管考虑到企业核算能力的差异，政策允许循序渐进，对部分难以核算的类别可暂不披露，但其“全口径披露”的导向已十分明确。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解读时也强调，当前企业可自愿实施，但未来将逐步走向强制披露。这标志着，范围3的核算与披露，已不再是跨国企业的“专属作业”，而是将成为众多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头部企业的合规“必答题”。

　　与政策层面的高歌猛进相比，企业层面的实际操作仍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范围3的核心——供应链排放，其数据获取之难、核算之复杂，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发布的《2025供应链气候行动CATI指数评价报告》揭示了这一现状。

　　报告显示，尽管在纳入评价的800家中外企业中，披露自身运营碳排放（范围1和2）的比例已达88%，但披露价值链碳排放（范围3）的比例仅为60%。更关键的是，在已披露范围3数据的企业中，仅有56%在核算中使用了来自供应商的实测数据。这意味着近半数企业的范围3数据，可能仍依赖于行业平均值或估算，其准确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

　　对于即将面临新规的385家中国大陆企业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2025年的评价周期中，虽然大部分披露了自身运营的碳数据，但披露范围3的企业仅有123家。这表明，大量企业尚未建立起覆盖价值链的碳管理体系，尤其是面对数量庞大、分布分散且能力参差不齐的供应商，如何获取真实、可靠的排放数据，已成为制约合规披露的最大瓶颈。

　　面对范围3核算的复杂性，传统的人工统计与估算模式显然力不从心。数字化工具正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路径。通过搭建低门槛、高效率的数字化平台，可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摸清家底”开始，逐步提升碳数据质量。

　　目前，已有一些数字化工具开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例如，针对中国企业特点开发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平台，内置了适用于不同行业的排放因子，通过流程化引导，帮助供应商准确识别排放源，提高核算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同时，为了解决排放因子“水土不服”的问题，本土化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也应运而生。这类数据库收录了更能反映中国区域能源结构和生产工艺的排放因子，相较于国际数据库，能有效提升核算结果的准确性。

　　在核算基础上，规范化的信息披露平台也至关重要。通过为企业提供标准化的温室气体信息披露模板，引导其披露管理情况、减排行动及产品碳足迹信息，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数据变得可比、可用。这种从“核算工具”到“披露平台”的数字化闭环，正逐渐串联起整条价值链。

　　在数字化工具的赋能下，供应链的协同减碳效应已初步显现。IPE的报告显示，在链主企业的带动下，2025年已有超过3200家企业通过相关平台披露了碳数据，披露范围3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过26%。更令人鼓舞的是，近1300家企业制定了碳减排目标，超过500家企业的排放数据经过了第三方核查，表明数据的严谨性正在提升。

　　这预示着，在2026年这个关键节点，气候信息披露不应再被企业视为沉重的“额外作业”，而应被看作是推动价值链协同转型、绘制未来低碳蓝图的契机。随着监管对数据真实性的要求日益严苛，企业唯有加速补齐数字化的短板，利用好各类核算与披露工具，才能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管理，真正将供应链的减排潜力转化为实际的减排成效。未来，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上下游数据壁垒，实现全价值链的碳透明，将成为企业在绿色竞争力赛道上的核心优势。